
2026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法国化学家Henri B. Kagan和日本化学家Kenso Soai,以表彰他们在不对称有机合成领域对非线性效应和自催化的发现。

瑞典皇家科学院给出的表述看似专业,却指向了一个非常基础、甚至可以说与生命本身有关的问题:为什么很多分子明明存在两个互为镜像的版本,而生命却几乎只选择其中一个?
这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哲学问题。氨基酸、糖类以及大量具有生物活性的有机分子都具有所谓的“手性”。它们就像人的左手和右手,看起来高度相似,却无法通过旋转完全重合。对于生命系统而言,这种区别非常重要,因为一个分子的两个镜像版本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生物学行为。2026年诺贝尔化学奖真正重要的地方,就在于Kagan和Soai的研究让科学家看到了一条清晰的化学路径:一个非常微小的“左右不平衡”,可以通过化学反应不断被放大,最终形成高度偏向某一种手性的体系。
为什么分子也有“左手”和“右手”?
理解这项诺贝尔奖,首先需要理解手性。
最容易想象的例子就是人的双手。左手和右手互为镜像,但无论怎样旋转一只手,都无法让它与另一只手完全重合。在化学中,也存在类似情况。有些分子虽然原子组成和连接方式完全相同,但空间排列不同,彼此成为镜像关系。这两个分子被称为对映体。

图源:瑞典皇家科学院
对于普通物质而言,这种差别有时并不明显,但生命系统本身就是高度“手性化”的环境。蛋白质由氨基酸组成,而天然蛋白质中的氨基酸几乎全部采用同一种手性;糖类则呈现出另一套高度一致的手性选择。换句话说,如果把生命看作一个巨大的分子机器,那么其中大量零件实际上都具有明确的“左右方向”。
问题因此出现了:最初的生命化学物质为什么没有一直保持左、右两种分子各占一半的状态?
按照普通化学反应的直觉,如果没有任何特殊因素,一个反应往往容易产生左右两种镜像分子的混合物,也就是外消旋混合物。但生命最终形成的体系却表现出极强的单一手性,这种现象被称为同手性。
早在20世纪中叶,理论研究就已经提出,一个非常小的手性偏差可能通过自催化和抑制等机制被不断放大,从而使一个原本接近50∶50的体系逐渐偏向某一种手性。真正困难的是,理论上的机制是否真的可以在化学反应中发生?Kagan和Soai的研究,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关键突破。Nature在2026年对本届诺贝尔化学奖的报道也将其概括为破解“生命为什么偏爱某一种镜像分子”的长期化学谜题。
Kagan:发现化学中的“非线性放大”
Henri B. Kagan的贡献可以理解为,他发现了一个此前容易被忽略的事实:在不对称催化中,催化剂的手性比例和最终产物的手性比例,并不一定呈简单的线性关系。

图源:诺贝尔奖官网
假设我们准备了一种具有左右两种构型的手性催化剂。如果其中左手型占60%,右手型占40%,最直观的想法是,最终产物可能也大致呈现60∶40的比例。但实际化学体系可能完全不是这样。催化剂之间还会发生缔合、竞争和不同形式的相互作用,使得最终反应结果出现明显偏离。
Kagan及其合作者在1986年发表的研究系统展示了这种所谓的非线性效应(nonlinear effect, NLE)。研究表明,在不对称合成中,即使催化剂本身并不是高度纯的单一手性形式,最终生成的产物仍然可能表现出远高于预期的对映体选择性。

用更生活化的方式理解,这就像一场投票。假设两种意见一开始是60∶40,普通情况下最终结果可能也接近这个比例。但如果某些“投票者”之间存在特殊的合作关系,那么60∶40的初始差距可能被放大成90∶10甚至更大的差距。化学体系中的分子当然不会真正“投票”,但催化剂之间不同的结合方式,会让某一种反应路径获得额外优势。
这项发现的重要意义并不仅仅是“得到更多某一种分子”。更重要的是,它让化学家意识到,分子手性可以被放大,而不是只能被被动地复制。
这为后来理解化学体系如何从微小的不对称走向高度不对称提供了重要基础。Kagan的研究也因此成为现代不对称催化和立体选择性化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026年诺贝尔化学奖并不是突然关注一个全新的问题,而是对这一研究路线几十年积累后的重要总结。英国皇家化学学会也特别指出,Kagan早期关于非线性效应的工作为理解和控制分子手性提供了关键基础。
Soai:让产物“帮助自己继续产生”
如果说Kagan发现了“手性可以被非线性放大”,那么Kenso Soai进一步展示了一个更加令人惊讶的现象:反应的产物本身可以成为催化剂,帮助生成更多与自己具有相同手性的产物。
这就是所谓的不对称自催化(asymmetric autocatalysis)。
Soai团队1995年发表在Nature上的经典论文,是理解这一发现最重要的一篇原始文献。研究中,他们使用5-嘧啶基链烷醇参与反应。当体系中最开始只存在很小的手性不平衡时,生成的手性产物又能够促进后续产生更多具有相同手性的产物。结果就是,原本很小的偏差被一轮又一轮地放大。
可以把这个过程想象成滚雪球。
一开始地面上只有一个非常小的雪球,而且它甚至稍微偏向左边一点。正常情况下,这一点偏差很快就会被大量其他因素淹没。但在Soai反应中,雪球不仅会变大,还能帮助制造更多与自己方向一致的雪球。雪球越多,继续增长的速度就越快,最终一个最初微不足道的差别可能变成压倒性的优势。
这就是自催化最令人着迷的地方:产物不再只是反应的终点,而成为推动下一轮反应的参与者。
1995年的Nature论文证明,小的初始对映体过量可以通过这种自催化机制得到增强。这一实验结果第一次为此前长期存在的理论设想提供了直接的化学实验依据。Nature论文明确指出,这种过程可以使很小的初始手性不平衡逐渐演化为占绝对优势的一种对映体。
极小的偏差也可以被放大
Soai研究后来把这种放大能力推向了更加极端的程度。
2003年,Soai团队在《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发表研究,报道通过不对称自催化,可以把大约0.00005%的初始对映体过量放大到超过99.5%的ee,仅经过三个循环就可以达到如此高度的手性纯度。

这个数字非常值得停下来理解。
0.00005%意味着最开始的手性偏差小得几乎可以忽略。如果把它想象成一场比赛,最开始的一方几乎没有明显优势。但只要这种微小优势能够进入一个具有正反馈的化学体系,它就可能在反复循环中不断扩大。
这正是Soai反应对生命起源研究产生巨大影响的原因。
早期地球上的化学环境很可能不像现代实验室一样高度纯净、精准可控。如果生命所需要的手性分子必须一开始就以接近100%的纯度出现,那么生命起源就会面临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但如果自然界存在某种机制,可以先产生极其微弱的左右不平衡,再通过自催化将其放大,那么从“几乎没有偏向”走向“高度单一手性”在化学上就变得更加合理。
需要强调的是,这并不意味着Soai反应已经解释了生命起源。它解决的是其中一个非常具体的化学问题,即一个微小的手性不平衡如何可能被放大为高度不对称的体系。究竟是什么因素在早期地球上产生了最初的偏差,以及这种机制是否真正参与了生命的起源,目前仍然是开放的科学问题。相关综述也将Soai反应视为研究生物同手性起源的重要实验模型,而不是生命起源问题的最终答案。
Kagan和Soai的工作为什么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
从研究历史来看,两位科学家的贡献其实非常互补。
Kagan解决的是一个重要的“机制问题”:为什么不对称催化中,一个很小的催化剂手性偏差能够产生不成比例的产物手性?
Soai则把问题进一步推进:如果生成出来的手性产物本身能够成为催化剂,那么这种偏差能不能不断复制和放大?
答案是可以。
因此,两项工作共同构成了一条非常漂亮的逻辑链。首先,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使手性产生非线性响应;随后,自催化让这种非线性效应获得反馈;最终,一个非常小的初始不平衡就可能被放大到几乎完全由一种手性占据的状态。
从化学角度看,这其实是一个典型的正反馈系统。从生命起源角度看,它又与自复制、信息放大以及从微小差异形成稳定秩序等问题产生了非常有意思的联系。
也正因为如此,Soai反应后来成为研究手性起源、对称性破缺和绝对不对称合成的经典模型。后续研究甚至发现,非常微弱的手性因素,包括同位素手性、手性晶体以及圆偏振光等,都可能影响这一体系最终选择哪一种手性。
这项研究与药物有什么关系?
如果只把2026年诺贝尔化学奖理解成“解释生命为什么选择左手分子”,其实低估了它对现代化学的实际价值。
手性控制是现代药物化学中的核心问题之一。一个药物分子的两个对映体虽然化学组成相同,但由于人体中的蛋白质、酶和受体本身也是三维结构高度精确的手性体系,因此两个对映体与生物靶点结合时可能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效果。
可以把人体想象成一个由大量精密锁组成的系统,而药物分子则像钥匙。左手钥匙和右手钥匙的齿形可能完全镜像,但面对一个具有固定方向的锁,它们的匹配程度可能截然不同。
因此,在药物研发中,科学家通常需要尽可能精确地控制目标分子的立体化学,而不对称合成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工具。英国皇家化学学会在2026年诺贝尔奖解读中指出,不同对映体可能表现出完全不同的生物和物理效应,因此控制分子“左右手”对于有效药物的开发非常关键。
这也是为什么“不对称有机合成”虽然听起来像基础化学,却一直是制药工业非常重要的技术领域。2001年诺贝尔化学奖已经曾授予William S. Knowles、Ryoji Noyori和K. Barry Sharpless,以表彰他们在催化不对称合成方面的工作。

2026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则进一步把人们的注意力带到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不仅要知道怎样制造某一种手性分子,还要理解手性不平衡为什么能够产生、放大并最终占据主导。
从“制造分子”走向“理解生命化学”
2026年诺贝尔化学奖真正值得关注的地方,也许并不是某一个具体反应,而是它揭示了一种非常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思想。
自然界并不总是需要一个巨大的初始优势才能形成稳定秩序。有时候,一个非常微小的随机波动,在合适的正反馈机制作用下,就可以不断放大,最终成为宏观世界中非常明显的差异。
这与生命的化学非常契合。今天我们看到的是高度统一的生物化学世界——蛋白质中的氨基酸几乎全部采用一种手性,糖类体系也具有明确的手性偏好。但这种秩序并不是凭空出现的。科学家真正感兴趣的问题,是能否找到一套合理的物理和化学机制,把一个早期、近乎随机的分子世界逐渐推向今天这种高度有序的生命化学。
Kagan的非线性效应告诉我们,微小的手性差异可能产生超出直觉的结果;Soai的自催化则进一步展示了这种差异如何通过反馈机制持续放大。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研究的不仅是“怎样合成一个分子”,而是在探索化学体系如何从微小的不对称中产生宏观秩序。
这也是为什么这项诺贝尔奖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它一端连接着现代药物化学,关系到人类如何更加精准地制造具有特定空间结构的分子;另一端则连接着化学演化和生命起源,触及一个至今仍没有最终答案的问题——生命最初的“左”和“右”,究竟是怎样被选择出来的。
从Pasteur在19世纪研究酒石酸晶体开始,分子手性的故事已经延续了一个多世纪。2026年Kagan和Soai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并不是给这个故事画上句号,而是证明了一个长期存在的理论设想可以被真正的化学实验捕捉、验证和放大。对于化学家而言,这或许正是最令人兴奋的地方:一个极其微小的分子差异,最终可能改变整个体系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