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偶然读到一篇文章，名字叫 Academia is just a job，作者是 Laurel Raffington，发表在 Nature Human Behaviour 上。文章不长，但读完之后却让人很难马上翻篇，总会不自觉地停下来想一会儿。
它谈的并不是科研方法或学术技巧，而是一个我们在科研之旅中迟早都会碰到、却很少被认真写出来的问题：当科研被反复强调为“热爱”和“使命”时，我们是不是也逐渐习惯了一些本不该被视为正常的工作状态？
读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不断联想到自己和身边许多同行的经历。说实话，大多都是疲惫、焦虑的状态，甚至对自我价值的怀疑，看起来像是个人问题，但回头看，往往与科研体系长期默认的工作方式脱不开关系。
当科研被当成“使命”，压力就变得理所当然
Raffington 在文章一开始就点出了一个早已被大量研究反复验证、却仍被低估的问题：博士训练和学术早期阶段，正在系统性地损害科研人员的心理健康。她引用的研究显示，不少早期科研人员正是因为长期压力和心理负担，开始认真考虑离开学术体系，而女性等群体的流失尤为明显。
非常巧合的是，我今天在Science上看到一篇文章，作者曾经在读博时，承受的巨大的发表压力，最后不得不看心理医生，暂时离开了学术界。真是一个鲜活的例子啊。
这类现象在科研圈里并不是啥新鲜事，但长期以来，我们更习惯用“个体层面的解释”去理解它们。比如，把离开学术界理解为“不适合科研”“抗压能力不够”，而不是去质疑科研体系本身的工作结构。
问题并不在于科研不艰难，而在于艰难被过度浪漫化。当科研被包装成一种“使命”“理想”“热爱到可以牺牲一切的事业”时，许多本该被质疑的工作条件，反而变得理所当然。
“热爱科学”，并不等于接受不正常的工作方式
文章中，Raffington 使用了一个非常尖锐、但我认为极其准确的说法：学术界正在使用一种“有毒的爱之语言”（toxic love language）。这种语言不断暗示，如果你真的在乎科学，就应该愿意承受超长工时、持续不稳定、随时在线、以及对生活地点和私人时间的极度妥协。问题在于，这种逻辑往往是单向的。
科研人被要求证明自己的“热爱”，但体系本身却很少被要求证明它是否提供了基本合理的工作条件。
Raffington 在文中直言，把“科研只是份工作”的态度视为不够投入，实际上是在为缺乏正常劳动边界的现实找借口。她并不是否认科研需要投入，而是在提醒我们：投入不应以失去边界为前提。
压力并不会催生好科学，它往往只会消耗创造力
科研体系之所以特殊，并不是因为它需要更多牺牲，而是因为它高度依赖创造性思维。这一点我和Raffington的观点是一致的，创造力并不是在长期高压和精疲力竭中产生的。
她在文中引用的研究显示，持续的心理压力会削弱认知功能、降低思维灵活性，从而直接影响科研质量。这一点，对科研人员来说几乎是“无需证明”的经验事实。很多真正有价值的想法，并不是出现在最忙、最焦虑的时候，而是在你有时间思考、允许试错、也允许失败的状态下慢慢形成的。
她写道，科学之所以美好，是因为它是一种构建知识的过程，而不是一场意志力的消耗战。如果科研人员长期处于应激状态，那么最终被牺牲的，很可能正是科研本身。
“科研只是份工作”，是在把责任放回制度层面
我认为，这篇文章最重要的一点，并不是提醒个人“学会放松”，而是明确指出：科研压力首先是结构性问题，而不是个体问题。
当我们承认科研是一份工作，就意味着可以、也必须讨论科研评价、奖励机制等的设计。高质量科研所需要的，并不是更多的自我牺牲，而是一些非常具体、也非常现实的条件：清晰的职业路径、更稳定的岗位、合理的合同年限、与劳动强度相匹配的薪酬，以及真实可执行的病假与育儿假制度等福利。
这些条件并不会降低科研标准，恰恰相反，它们是在为长期、高质量的科研创造必要环境。
从“冲刺心态”走向可持续的科研生涯
科研生涯不是短跑，而是一场马拉松。很多早期科研人员在无形中被推入一种“持续冲刺”的状态，每一个阶段都被视为决定命运的关键节点，这种长期悬置的不确定感，本身就极具消耗性。
Raffington认为，导师和科研机构有责任帮助年轻科研人员更清楚地理解什么是“足够好的表现”，并将高绩效的定义，从模糊的“拼命”，转化为可讨论、可调整的目标。这种转变，本质上是把科研从情绪消耗型劳动，重新拉回到专业劳动。
把科研放回人生中一个合理的位置
Raffington在文末很坦率地指出，即便你设立了边界、保护了自己，学术体系依然无法保证每个人都能获得长期职位。科研结果本身，也往往不完全可控。
但她随即强调，这并不意味着博士训练是“失败的投资”。科研能力可以通向多样化的职业路径，而支持性的社群关系、心理安全感，往往比我们想象中更能支撑科研长期发展。
她最后写道：Science can just be a really good job.
这句话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并不否认科研的价值，而是拒绝把科研建立在长期透支科研人员之上。
最后
对我个人而言的感受，“科研只是份工作”并不是降低对科研的期待，而是一种更成熟、更可持续的科研观。当科研不再吞噬全部人生，当科研人员被允许设立边界、照顾健康、拥有生活，科研本身反而更有可能产出真正有价值的成果。
或许，真正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并不是更多“燃烧自己”的叙事，而是一个愿意把科研当作一份值得被认真对待的工作的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