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能听说过“论文工厂”（paper mills），但你了解它们是如何精准运作、操纵同行评审、兜售署名权并制造大量伪科学成果的吗？近日，Nature发布了一篇名为Authorship for sale: Nature investigates how paper mills work的深度调查报道，通过潜入采访和数据挖掘，揭示了这一黑市产业链背后的多重角色：从花钱买作者席位的研究者，到假扮学术机构的企业；从学术期刊的编辑漏洞，到科研体制对发文数量的盲目崇拜。
灰色交易背后的制度诱因
故事从“奥马尔”开始。他是一位任职于沙特阿拉伯大学的助理教授，仅2024年就发表了20篇论文——这是一个令人咋舌的数量，但对晋升而言仍不够。他的学校要求必须再发10篇Web of Science前半区的文章。面对高压的考核指标，奥马尔选择了论文工厂。他通过Facebook上的研究者群组发帖，公开表示愿意为挂名支付费用。他对文章主题、署名顺序毫不挑剔，唯一的要求是不想参与任何审稿过程。
Nature的调查人员以论文工厂代表的身份与他联系，他坦言已多次花钱挂名，合作对象遍布印度、巴基斯坦等地。他最少为一篇文章支付20美元，最多则达到400美元。这些“教育开支”通过Western Union汇款，以绕过银行审查。这种交易早已不是个例，而是形成了一个需求旺盛的买卖市场。
在这种供需机制下，挂名作者成为“商品”，论文成为“流通品”，审稿流程变得可有可无。有的文章已被期刊接收，卖家只需寻找愿意支付费用的新“合著者”；有的甚至通过AI技术微调文字和图像，以绕过查重系统。正如Retraction Watch联合创始人Ivan Oransky指出的，这种现象本质上是“量化导向的科研评价体系所催生的产业症状”。
医院、社交平台与学术压力下的共谋
这场“学术灰产”并非隐藏在地下，相反，它正在社交媒体上光明正大地运作。社交平台如Facebook和Telegram，成为挂名交易的活跃市场。有的卖家声称文章已被The Lancet接收，只需支付700美元即可挂名。甚至还有人盗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Paul Krugman的身份伪装卖家账号，让骗局更具“可信度”。
论文工厂还渗透到医院系统。在中国西南地区的一家教学医院，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的唐更言(音译)发现，护士群体中对论文工厂的需求极为旺盛，有些公司甚至进入科室直接派发名片推销服务。他指出，当前中国的年轻医生和护士面临远高于前辈的科研任务和评价标准，同时又承担繁重的临床工作，这使得他们在科研与生活之间难以取得平衡，进而走向依赖论文工厂的路径。
Nature还分析了2014至2024年的论文撤稿数据，发现撤稿比例最高的十所机构中，有七所是中国医院。这不仅是统计意义上的警示，更是科研生态失衡的具体体现——当科研成为“生存工具”，而非“探求真理”，整个体系的底层逻辑就被撕裂了。
工厂化生产与“合法”包装
报道中还揭示了论文工厂的“产业级运作”方式。一家名为Science Publisher的企业，在拉脱维亚注册办公地址，公开在网站、LinkedIn和Facebook上销售已完成或已接受论文的作者席位，价格从550美元起跳，视领域和署名顺序而定。他们承诺“修改标题与摘要，以确保挂名行为不被发现”，而网页上所谓“工作人员”的头像，竟然来源于图库网站或杂志照片。
进一步调查显示，这家公司背后的负责人与俄罗斯一家“科学出版中介”机构存在明显关联。但当Nature的调查人员联系该公司时，对方表现出极度敌意，反指记者为“商业间谍”。不久后，该公司网站将注册地从拉脱维亚更改为伦敦，试图抹除调查痕迹。而无论是拉脱维亚还是伦敦，调查人员都未在现场找到该公司的实体存在。
不仅如此，论文工厂还提供诸如伪造数据、组织虚假引用网络、安排“软评审”（付费好评）等一站式服务。一项未公开的分析估计，2022年约2%的期刊投稿论文带有论文工厂的特征，而在生物医学领域这一比例更高。如此大规模的造假行为，不仅污染了文献库，更可能对实际患者的医疗决策带来风险。
从惩治到改革，学术生态的系统挑战
面对论文工厂现象，部分国家已开始采取行动。中国政府自2020年起禁止论文奖金，明确定义科研不端行为的惩罚机制。2025年，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出台打击论文工厂的司法指导意见，要求下级法院加大惩处力度。但学术治理不仅仅是立法层面的工作，更需要从科研评价体系、机构文化到学术出版机制的多维联动。
报道中，唐更言指出，中国医院中偶尔处理学术不端行为的案例往往对年轻科研人员更严厉，而高层研究人员却可能逃脱处分。这种结构性不平衡，加剧了基层研究者的不安全感与投机倾向。他还观察到，随着“发文数量”向“高影响力期刊”倾斜，论文工厂的收费也水涨船高，市场不仅没有收缩，反而在进一步扩张。
在全球范围内，泰国政府已对异常高产的学者展开调查，挪威正在反思将高校资助与论文数量挂钩的政策，波兰与捷克等国也在推动以质量为核心的科研评估体系建设。而在拉美，秘鲁国家科研机构建立了“科研诚信职能部门”，多个高校也成立了相关办事机构。
与此同时，AI工具的兴起为论文工厂提供了强大支持——从生成图像、篡改数据，到模仿人类写作风格，无一不在提升造假的“技术门槛”。尽管出版社们也在努力开发检测工具，如追踪“tortured phrases”（折磨性短语，可参考我们之前的文章《什么是“折磨性短语”（Tortured Phrases）？解密论文中的奇怪表述》）、识别重复图像和反常引用，但正如FEBS Press的图像专家Jana Christopher所说：“这是一个军备竞赛，而我们正处于劣势。”
Nature调查中的每一页，都在传达一个清晰的警示：如果科研评价机制继续以发表数量作为主导，那么学术出版将持续面临被操控、被污染的风险。正如Abalkina所言：“大多数论文工厂产品只要有正常的审稿机制，是完全可以被识别出来的。问题在于，我们的系统不愿意去看。”
详细内容可前往报道原文: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5-0182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