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创新模式崛起:一种不同于“硅谷模型”的替代路径

6月26日,Nature在其专刊中发表了一篇 Jacob Dreyer 撰写的署名文章Why China’s innovation model is thriving,系统分析了中国独特的科研创新生态。作者指出,国家主导规划、高校深度参与、企业敏捷执行构成了当下中国创新体系的三大支柱,其协同效率与成果转化能力,正在对全球科技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更新于2025年7月1日

中国式创新模式崛起:一种不同于“硅谷模型”的替代路径

在全球科技版图重塑的关键节点,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科研成果的产业化。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领域不断涌现“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创新案例。

6月26日,Nature在其专刊中发表了一篇 Jacob Dreyer 撰写的署名文章Why China’s innovation model is thriving,系统分析了中国独特的科研创新生态。作者指出,国家主导规划、高校深度参与、企业敏捷执行构成了当下中国创新体系的三大支柱,其协同效率与成果转化能力,正在对全球科技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Why China’s innovation model is thriving

国家引导,产业驱动:中国科研产出的迅速上升

根据Nature Index的数据显示,中国企业主导或参与的高水平科研产出正迅速接近美国。2020年至2024年间,中美之间的差距已缩小至不足450个指数点,显示出中国在企业科研领域的强劲增长势头。

中美之间的差距已缩小至不足450个指数点

图1:2020–2024年中美企业科研产出对比

2024年,美国与中国的企业研究产出差距不足450点;与此同时,日本与德国之间仅相差0.3点,显示全球格局趋于多极化。

此外,在化学、物理科学、地球与环境科学等四个自然科学领域中,中国企业均展现出积极增长态势,尤其是在物理科学和化学方面接近领先水平;但在生物科学领域,中美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

四大学科领域中各国企业科研产出对比(2020–2024)

图2:四大学科领域中各国企业科研产出对比(2020–2024)

该图分学科呈现出美中之间的差距,也指出了中国企业在生物科技领域尚有巨大提升空间。

国家规划与政策引导的双轮驱动

中国科研创新的突出特征在于国家层面的战略设计与资源引导。从1988年科技部启动“火炬计划”起,中国就试图打通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成果转化路径。北京中关村就是这种政策推动下形成的高技术创新集聚区。

2014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出台,更将创新推广至民间,推动设立众创空间、孵化器,并鼓励高校科研成果以公司形式转化,允许科学家持股。

与此同时,监管机制的改革也在为科技转化“提速”。例如中国国家药监局(NMPA,原国家食药监局)近十年进行多项制度变革,包括引入药品优先审评通道、加入国际药品注册协调组织(ICH),并通过数字化系统加快临床试验申请审批流程。

学界力量注入产业体系,构建新型产学研协同路径

相比西方以风险投资为核心的技术转化机制,中国科研成果转化更依赖于高校与国家资金的联动。例如位于北京的立康生命科技公司,便是与清华大学合作开发 mRNA 癌症疫苗的初创公司。该公司利用清华科研力量共建“AI for Medicine”实验室,开发可针对个体基因定制的疫苗方案。

虽然技术仍处早期阶段,且需面对 Moderna、BioNTech 等国际巨头的竞争,但其背后的政策支持与科研基础展现出中国发展精准医疗的长期战略雄心。

在教育领域,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与 AI 教育初创公司合作紧密,开发个性化学习系统,现已在上海、深圳的公立学校中应用。这些项目通常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启动,随后引入社会资本扩展市场,真正实现“研究—产品—推广”的闭环。

超算、AI、生命科学:中国科技成果加速落地

“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正是中国国家投入与学术力量协作的典范。该项目由国家并行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清华大学共同开发,不仅用于基础研究,还广泛服务于天气预测、材料模拟和药物研发等实际场景。与西方依赖企业赞助的建设方式不同,中国的超算基础设施建设优先满足国家战略目标。

人工智能领域的教育应用也在中国快速发展。如一些AI学习工具分别在语言学习和个性化教学中积累了大量用户,背后则是国家科研项目的孕育与民营企业的高效执行。

中西模式差异与潜在挑战

尽管成果显著,中国式创新路径并非没有隐忧。正如文章指出:

  • 国家主导资金可能导致效率低下,或“扭曲”市场信号;
  • 教授或研究人员直接参与公司、持股,可能引发学术伦理争议;
  • 在全球科技合作背景下,中国初创企业的知识产权获取路径亦引发部分国家担忧。

尽管如此,作者也强调:

“这套模式的动力之强劲、成效之显著,已无法忽视。”

全球视角下的中国模式影响力

Nature Index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已占据全球前十大“企业—高校合作体”中的四席,展现出强大的产学协同创新能力。例如中国科学院大学与华大基因、山东大学与中国船舶集团的合作尤为突出。

图3:中国学界与企业合作强度评分(2020–2024)

图3:中国学界与企业合作强度评分(2020–2024)

此外,在衡量企业科研产出在各国科研总产出中所占比例时,瑞士、美国和中国位列前三,中国企业科研的整体活跃度已达到全球领先行列。

图4:2020–2024年各国企业科研产出占比

图4:2020–2024年各国企业科研产出占比

最后

在地缘政治紧张加剧、科技合作面临挑战的当下,中国式创新模式提供了一种不同于“硅谷模型”的替代路径。这套模式通过国家投入、学术推动、企业执行构成完整的“研究—产品—产业”循环,在全球范围内逐步构建出中国特色的科技产业生态。

虽然这一路径面临规范化与国际接轨的挑战,但正如文章所说:

“国家规划、学术雄心与企业家精神共同塑造出一种日益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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