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行评议中的隐形劳动:年轻研究者做了评审,却为何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

博士生和博士后经常协助导师完成论文同行评议,却面临贡献被忽视、资深研究者独自署名、审稿经历无法转化为职业资本等问题。本文结合 Nature Portfolio 和 EMBO 的最新实践,分析早期职业研究者的审稿困境、制度障碍及改进方向。

更新于2026年11月19日

同行评议中的隐形劳动:年轻研究者做了评审,却为何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

一篇论文的同行评议报告,可能凝聚着一名博士生数天的阅读、分析和专业判断。但当报告最终提交给期刊时,系统里留下的却可能只有导师一个人的名字。

对于不少博士生和博士后来说,这并不陌生。

导师收到期刊的审稿邀请,随后将稿件转交给课题组里的年轻研究人员,让他们阅读论文、检查实验设计、分析统计方法,甚至独立撰写完整的审稿意见。导师可能会在最后修改一下措辞,再以自己的名义提交报告。

年轻研究者完成了实质性的工作,却没有获得正式的审稿人身份,也没有留下可以证明这段经历的记录。

这类现象通常被称为同行评议中的“幽灵审稿”或隐形审稿劳动。

近日,Nature 发表社论《Open up peer review to early-career researchers》,直接指出了这一问题:早期职业研究者(Early-Career Researchers,ECRs)参与同行评议的机会有限,即使参与了,他们的贡献也不总是得到承认,有时甚至出现年轻研究者完成工作、资深同事获得荣誉的情况。

这并不只是一个署名问题。它涉及科研劳动如何被记录、学术贡献如何被评价,以及年轻研究者能否真正获得进入学术共同体的机会。

对于正在积累学术资历的研究生和博士后而言,一次同行评议经历可能意味着专业能力的提升,也可能成为未来申请基金、求职和建立学术声誉的重要资本。如果这些贡献始终停留在幕后,那么年轻研究者付出的时间和专业劳动,就很难转化为相应的职业收益。

一、隐形审稿劳动,究竟发生在什么地方?

在传统的同行评议模式中,期刊通常只邀请一位研究人员担任审稿人。收到邀请的往往是课题组负责人、教授或具有一定学术影响力的PI(Principal Investigator)。

但真正熟悉稿件具体技术细节的,未必是这位资深研究者。

例如,一篇涉及单细胞测序、生物信息学分析和复杂统计建模的论文,导师可能会分别请实验室里的博士生、博士后或计算方向的研究人员协助审阅。年轻研究者负责检查实验设计、分析数据处理流程、核对统计方法,甚至提出关键性的科学质疑。

这种合作本身并没有问题。同行评议需要不同专业背景的研究人员共同参与,资深学者也不可能掌握所有新兴技术。

问题在于,合作是否透明,以及贡献是否得到承认。

现实中,隐形劳动主要表现为三种情况。

第一,年轻研究者完成评审,资深研究者独自署名。

这是最典型的情形。导师收到审稿邀请后,将稿件交给学生或博士后处理。年轻研究者完成大部分评审工作,导师最后提交报告,期刊系统只记录导师的信息。

更严重的情况是,年轻研究者不仅没有获得署名,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审稿意见最终以什么形式提交,也无法确认自己是否被期刊认可为共同审稿人。

第二,评审贡献没有进入正式记录。

有些导师会在组内明确告知学生参与了审稿,也认可他们的工作,但期刊并不知道这件事。审稿系统中没有共同审稿人的信息,ORCID(开放研究者与贡献者身份识别码)也没有留下相应记录。

这意味着,年轻研究者即使积累了多次评审经验,未来在申请博士后职位、青年基金或教职时,也很难拿出正式证据。

第三,评审经验无法转化为独立的学术身份。

年轻研究者可能已经具备较强的论文评估能力,却始终以导师的助手身份参与评审。他们没有独立收到期刊邀请的机会,也缺少与编辑直接沟通、了解编辑决策逻辑的经历。

久而久之,形成一种矛盾:年轻研究者已经承担了审稿人的工作,却没有获得审稿人的身份。

二、为什么年轻研究者的贡献容易被忽视?

这并不完全是个别导师的职业道德问题,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同行评议制度长期形成的运行方式。

审稿邀请机制天然偏向资深研究者。

编辑通常根据研究人员的发表记录、学术声誉、研究方向和既往审稿表现寻找审稿人。教授、课题组负责人和知名学者更容易进入编辑的视野,而博士生和博士后即使具备相应的专业能力,也很难被直接邀请。

这形成了一种循环:没有审稿经历,就难以获得邀请;没有邀请,就很难积累可以证明自己审稿能力的经历。

导师与学生之间存在明显的权力不对等。

导师掌握着科研资源、推荐信、论文发表和职业发展机会。学生往往很难主动要求导师将自己列为共同审稿人,更不容易在导师已经完成报告提交后,提出补充署名或记录贡献的要求。

尤其是在一些高度依赖导师评价的科研环境中,年轻研究者可能担心,提出署名要求会被理解为计较个人得失。

但需要明确:共同审稿人的正式记录并不是对导师权威的挑战,而是对真实科研劳动的准确记录。

同行评议的贡献评价体系仍然不够完善。

论文发表有作者名单、贡献声明和引用记录,审稿工作却长期依赖保密机制和非正式认可。

即使部分期刊会向审稿人发送感谢信,或者提供审稿证书,这些记录也未必能够准确区分谁完成了具体工作。更不用说,不同出版社、不同期刊之间的记录标准并不统一。

因此,评审工作虽然是科研共同体的重要公共服务,却很难像论文发表一样成为可持续积累的职业资本。

三、期刊开始改变:从非正式协助走向正式共同评审

近年来,部分出版机构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开始尝试通过制度设计,让年轻研究者从幕后走向台前。

其中,Nature Portfolio 的早期职业研究者共同评审计划(ECR Co-Review Programme)具有代表性。

2026年11月17日,Nature 发表社论,介绍了该计划在 Nature 和 Nature Communications 上的阶段性成果。

这一计划并不是简单允许导师把稿件交给学生,而是建立正式的共同评审流程:受邀审稿人可以邀请一名早期职业研究者共同参与,双方协作完成评审报告。资深审稿人仍然负责最终提交,并对报告内容承担责任;年轻研究者则通过自己的审稿系统账户获得正式记录。

在认可机制方面,符合条件的共同审稿人可以选择在论文发表时获得公开致谢,审稿活动也可以通过 ORCID 进行验证。

这项计划的实际效果也值得关注。

Nature 对 78,661 名审稿人和 24,645 篇研究稿件进行了分析。数据显示,在相关统计期间,早期职业研究者占 Nature 审稿人的17%,占 Nature Communications 审稿人的11%。两本期刊超过四分之一的稿件至少有一名博士生或博士后参与评审。

此外,在参与计划的早期职业研究者中,女性约占40%,而资深研究者中女性约占24%。这表明,共同评审机制除了增加年轻研究者的参与机会,也可能改善审稿人群体的性别代表性。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实践来自 EMBO。

EMBO Press 早在过去15年里,就鼓励资深研究人员与实验室博士后共同评审稿件,并要求对共同审稿人给予认可。2024年,EMBO Press 又进一步开放了独立审稿机会。

2026年2月,EMBO 宣布启动新的早期职业研究者同行评议试点项目,邀请具有至少两年博士后经验的研究人员,通过 Review Commons 和 EMBO Press 期刊直接参与审稿。

该项目邀请研究人员自主申请,并在每篇稿件的三名审稿人中尽可能安排一名博士后。编辑还会提供指导和反馈。

截至项目公布时,已有150多名早期职业研究者参与。编辑从科学洞察力、分析深度、建设性和建议可操作性等维度评估审稿质量,结果显示,博士后的评审报告质量与资深审稿人相当。

这些实践释放出一个重要信号:年轻研究者并不是只能通过旁观来学习同行评议。他们完全可以在适当指导下,成为正式的评审参与者。

更重要的是,期刊开始将培训、实际参与和职业认可结合起来,而不是仅仅要求年轻研究者承担工作。

四、制度改革仍有局限:获得认可,不等于真正获得平等机会

Nature 和 EMBO 的尝试值得肯定,但如果将目光放得更远,就会发现,共同评审制度仍然面临几个现实障碍。

共同评审仍然依赖资深研究者的邀请。

Nature Portfolio 的模式虽然提供了正式记录渠道,但年轻研究者能否参与,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受邀审稿人是否愿意邀请他们。

如果导师不愿意公开共同审稿人的身份,或者根本没有意识到学生的贡献应该被记录,那么制度本身就难以发挥作用。

换句话说,期刊提供了认可渠道,却不一定能够保证每一位实际参与者都能进入这个渠道。

公开署名与审稿保密之间仍存在冲突。

同行评议通常具有保密要求,审稿人身份是否公开,需要遵循期刊政策和相关人员的选择。

在 Nature Portfolio 的部分共同评审机制中,如果受邀的资深审稿人选择保持匿名,年轻共同审稿人也不能单独公开署名。

这种安排有保护保密性的合理考虑,但也意味着年轻研究者的公开认可仍然受到资深审稿人选择的影响。

因此,公开致谢与后台可验证记录应当成为两个相互补充的机制,而不能将公开署名作为获得认可的唯一途径。

审稿记录尚未真正成为主流职业评价指标。

即使年轻研究者获得了 ORCID 审稿记录,也不意味着这些记录一定会被招聘委员会、基金评审专家或科研机构认可。

目前,科研人员的职业评价仍然高度依赖论文发表、引用次数、科研项目和学术奖励。审稿经历虽然能够体现专业判断力、学术责任感和领域影响力,但在不少评价体系中,它仍然属于辅助信息。

这就产生了一个现实问题:期刊鼓励年轻人参与同行评议,但科研机构未必愿意为这项工作提供相应的职业回报。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参与机会仍不均衡。

Nature 2026年的分析还发现,参与共同评审计划的早期职业研究者中,美国研究人员占比较高,Nature Communications 和 Nature 分别约为42%和49%,其余参与者也主要来自高收入国家。

这说明,即使制度开始向年轻研究者开放,机会也未必能够均匀分布。

对于中国研究生和博士后而言,能否获得国际期刊的正式审稿机会,仍然受到导师学术网络、研究领域国际影响力、语言能力以及期刊邀请机制等因素影响。

五、让隐形贡献真正被看见,还需要哪些改变?

共同评审计划迈出了重要一步,但要让年轻研究者获得长期、稳定的认可,还需要期刊、导师和科研评价机构共同推动。

期刊应该建立更完善的贡献记录机制。

期刊不应仅仅依赖受邀审稿人主动报告共同审稿人的信息,而应该在审稿系统中设置明确的共同评审流程。

例如,受邀审稿人可以在系统中添加共同审稿人,由后者通过独立账户确认参与,并记录各自的贡献。

对于需要保持匿名的评审,可以不公开审稿人身份,但应当向实际参与者提供可验证的后台记录。

同时,出版社可以进一步推动 ORCID 与审稿管理系统的衔接,减少不同期刊之间记录标准不一致的问题。

导师应该把共同评审视为正式的科研训练,而不是简单的工作分配。

让博士生参与同行评议,本来可以成为非常有价值的学术训练。

导师可以先带领学生阅读稿件,讨论研究设计、实验方法和统计分析中的问题,再让学生独立形成评审意见,最后共同讨论如何提出准确、客观且具有建设性的建议。

但这个过程必须建立在知情、透明和适当指导的基础上。

如果导师只是将审稿任务交给学生,自己不参与讨论,也不向期刊说明共同审稿人的身份,那么所谓的科研训练就可能演变成未经认可的劳动转移。

科研机构应该把同行评议纳入更全面的学术贡献评价。

同行评议不应该取代论文发表和科研成果,但可以成为评价研究人员学术能力的重要补充。

对于博士后、青年教师和独立研究者而言,经过正式记录的审稿经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专业知识、批判性思维和学术服务能力。

科研机构在招聘、晋升和人才评价时,可以适当关注经过验证的审稿活动,而不是只关注论文数量和影响因子。

例如,可以将期刊审稿记录、学术编辑服务和同行评议培训经历纳入学术服务(Academic Service)部分,让这类贡献得到合理呈现。

六、年轻研究者现在可以做什么?

制度改革需要时间,但年轻研究者不必一直被动等待。对于正在参与同行评议的博士生和博士后,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保护自己的学术贡献。

第一,参与审稿之前,主动确认共同评审安排。

如果导师邀请你协助审阅稿件,可以先确认期刊是否允许共同评审,以及是否需要在投稿系统中登记共同审稿人。

不要在不了解期刊政策的情况下直接接收导师转发的保密稿件。必要时,应由导师先向编辑申请许可。

第二,主动积累可验证的审稿记录。

如果期刊提供共同审稿人账户、ORCID关联或正式审稿证明,应尽可能完成相关登记。

同时,可以保留不涉及稿件机密的审稿活动记录,例如期刊名称、参与时间、审稿角色和正式确认信息。不要擅自保存或传播未发表稿件、审稿报告等保密材料。

第三,将审稿经验转化为独立学术能力。

不要只把同行评议理解为帮助导师完成一项任务。每次审稿都可以训练自己识别研究设计缺陷、判断证据强度、发现统计问题以及提出建设性修改意见的能力。

随着经验积累,可以主动向研究领域相关期刊表达审稿意愿,逐步争取独立审稿机会。

科研贡献不应该因为年轻而被忽略

同行评议是科研共同体维持学术质量的重要机制,但它的公正性不应该只体现在对论文的评价上,也应该体现在对每一位实际参与者的尊重上。

年轻研究者需要学习如何评审论文,学术共同体也需要给他们真正参与的机会。

Nature Portfolio 和 EMBO 的实践说明,改变并非不可能。通过正式共同评审、透明的贡献记录和可验证的职业认可,年轻研究者可以逐步从隐形协助者转变为受到认可的学术参与者。

当然,我们也不应该把所有评审工作都变成署名竞争。同行评议仍然需要保密、责任和专业判断,资深研究者的指导价值同样不可替代。

真正需要改变的,是一种长期存在却容易被忽视的观念:年轻研究者可以承担责任,却不必因此失去应有的认可。

一份审稿报告背后的专业劳动,值得被准确记录;一个年轻研究者的学术贡献,也不应该因为他尚未成为教授,就被轻易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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