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获取正在重塑学术出版的生态。与传统订阅模式不同，OA强调研究成果的自由获取，让任何人都可以不受限制地阅读学术论文。然而，这种“免费阅读”的背后，其实是一种“付费发表”的机制——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文章处理费（Article Processing Charges, APCs）。作者或其机构需支付一定费用，才能使文章公开发布。这种转变虽然推动了科研成果的广泛传播，但也引发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尤其是在费用透明性方面的争议。
如今，大多数OA期刊都会在其官网标明APC的标准金额，然而这类信息往往非常有限。我们难以获知一篇已发表文章实际支付了多少费用，是全额支付还是获得了减免？是谁承担了费用，资助来源又从何而来？这些关键信息通常都没有公开，而研究资金——无论来自国家财政还是高校预算——本质上都是公共资源。换句话说，公众不仅有权阅读由他们资助的研究成果，也应有权知道这些成果的发表究竟花了多少钱，以及资金流向何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Graham Kendall教授于近日在The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anship发表了一篇具有现实意义的专栏文章，呼吁学术出版商应对APC信息进行更充分、更标准化的披露。这篇文章不仅系统梳理了当前OA出版中存在的透明性问题，还结合多个数据来源，展示了全球APC支出的惊人规模，并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改革建议，旨在推动学术出版向更加公正、公开的方向发展。
开放获取的代价为何不透明？
目前，大多数OA期刊都在其官网上公开了当前的APC收费标准，但这通常只是“表面信息”。实际上，一篇已经发表的文章所支付的具体费用，往往并不公开。部分作者可能享有减免政策，尤其是来自低收入国家的学者，但期刊网站几乎从不披露实际减免情况，也未说明是谁支付了费用，是个人作者、所属单位还是资助机构。即便读者知晓文章的APC标准，也无法得知是否真的支付了全额、是否使用了资助，又或者几位合著作者是否共同分担了费用。
此外，对于通过“转型协议”（Transformative Agreements, TAs）发表的OA文章，情况变得更加复杂。这类协议本意是帮助图书馆或学术机构从传统的订阅模式转向OA模式，但由于其合同内容往往涉及机构整体协商，个别文章是否收取了APC，收取了多少，以及哪些作者从中受益，常常无从得知。这种不透明不仅影响政策制定者和资助机构对经费使用效率的判断，也让研究人员难以衡量不同期刊或出版方的真实成本。
学术出版商的营收现状：一笔惊人的数字
文章处理费正逐渐成为学术出版商的重要盈利来源，相关研究显示，这一市场规模远超很多人的想象。早在2015至2018年间，五大开放获取出版商便已合计从作者支付的APC中获得超过10亿美元收入。其中，Springer Nature一家便拿下了超过一半的份额，达5.9亿美元，Elsevier和Wiley则分别获得2.2亿和1.4亿美元的收入。其余如Taylor & Francis和Sage，也分别收取了数千万美元。
随后，Graham Kendall在2024年发表的研究对这项估算进行了扩展。他不但将时间跨度延长至2023年，还纳入了三家专注于OA的出版商——MDPI、Frontiers与PLOS。根据最新估算，八家出版机构在2015至2023年间的APC总收入已经达到65.83亿美元。其中，Elsevier以13.84亿美元位居榜首，紧随其后的是Frontiers（12.11亿美元）和Springer Nature（11.79亿美元），MDPI与PLOS也均达到或超过了3亿美元级别。这些数据本已庞大，而作者还特别指出，这些估算往往偏于保守，实际收入可能更高。
这一趋势在另一项独立研究中也得到了验证。Haustein等人于2024年发表的工作显示，全球学术界在2019至2023年间的APC总支出高达83.49亿美元，仅2023年一年，MDPI、Elsevier与Springer Nature三家出版商就分别获得了超过5亿至8亿美元的收入。该研究强调，尽管这些数据的收集颇为耗时繁杂，但它为“学术出版这一本质上不透明的行业”提供了难得的洞察力，并公开呼吁出版商应更加坦率地披露其收费结构。
综合这些研究，我们不难得出结论：APC已不仅是支撑OA出版的运营工具，更是部分大型出版集团的营收引擎。这进一步突显了当前对APC收支透明化的迫切需求——如果研究成果由公共资金支持完成，那么相关费用的流向理应同样公开透明。
对出版商的具体呼吁：应做哪些改变？
Kendall提出了一系列极具操作性的建议，旨在提升OA出版中的APC透明度。他认为，研究资助方应仿效OA出版要求，进一步将“APC信息披露”纳入资助条款。也就是说，不仅研究成果要公开，费用流向也应一目了然。
具体而言，每篇OA文章应明确标注当时的标准APC、实际支付金额、付款人及其机构、支付资金来源（如资助项目编号）等。若涉及多位作者共同承担、或获得部分或全部费用减免，也应如实披露。此外，对于通过转型协议发表的文章，出版方至少应注明文章适用的协议、作者所隶属机构、所在国家，并提供可公开检索的合同信息链接。
更进一步，这些信息不应仅仅附在文章PDF页面，还应写入文章元数据（metadata），以方便未来进行统计分析与政策评估。毕竟，逐篇阅读PDF文件来提取信息，几乎不具可行性。
推进透明化的意义何在？
推广APC信息透明，不只是追求一种“道义上的正义”，它的实际效益也相当显著。首先，研究资助机构能够更好地追踪资金使用情况，评估投入产出比。其次，透明的数据为图书馆、研究机构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定量依据，可用于协商出版协议、评估学术公平性，以及识别哪些作者群体在获取发表机会时处于不利地位。
尤其值得强调的是，部分APC来源于国际学生学费或公共资金。Kendall指出，纳税人不仅有权阅读其资助的科研成果，更有权了解花了多少钱、花在了哪篇文章上、由谁支付。这是学术出版迈向公共责任机制不可或缺的一环。
学术出版商会接受这一改变吗？
毫无疑问，推动这些变革可能会遭遇阻力。出版商可能会以行政负担过重、商业机密泄露、公司治理压力等理由拒绝。然而，正如Kendall所指出的，大学和研究人员在开放研究数据、OA出版等政策实施初期也曾有类似顾虑，但最终为了获取研究资助或满足国家评估机制的要求，也不得不做出调整。
既然研究者已经履行了开放共享的义务，出版商也应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尤其在一个APC市场规模已达数十亿美元的背景下，进一步推动透明化，不仅是对资助者和作者负责，更是提升学术出版体系公信力的重要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