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行评议被视为保障科学研究质量的重要机制,但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谁有机会参与同行评议,谁的声音能够影响科学评价?
长期以来,国际学术期刊的审稿人主要来自具有较高学术资历、科研资源丰富的研究群体。这种以资深研究者和知名科研机构为中心的审稿人遴选模式,在保证专业性的同时,也可能使同行评议缺乏足够的性别、职业阶段和地域多样性。
2026年11月17日,Nature 发表社论《Open up peer review to early-career researchers》,公布了 Nature Portfolio 早期职业研究者共同审稿计划(Early Career Researcher Co-Review Programme)的首份大规模分析结果。这项研究涉及78,661名审稿人和24,645篇研究论文,揭示了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早期职业研究者(Early Career Researchers,ECRs)中的女性比例明显高于资深研究者,但审稿人的地理分布仍高度集中于美国和其他高收入国家。
这些数据不仅反映了同行评议参与机会的不平等,也引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当科学评价主要由特定性别、职业阶段和地域背景的研究者完成时,科学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是否也会受到影响?
女性审稿人的比例,为何随着职业阶段发生变化?
Nature Portfolio 的数据呈现出明显的职业阶段差异:在纳入分析的期刊中,女性约占早期职业研究者审稿人的40%,而在资深研究者(Established Researchers,ERs)中,这一比例只有24%。

两组数据相差16个百分点,说明女性在早期职业研究者群体中的代表性明显更高。但这并不意味着性别差距已经消失,而是提示我们:随着科研人员职业发展,女性在同行评议体系中的参与优势逐渐减弱。
这种变化可能与学术职业发展的结构性障碍有关。
在职业早期,博士生和博士后主要通过实验、数据分析、论文发表和学术合作积累科研经验,参与同行评议的机会通常由导师或合作研究者提供。共同审稿计划恰好为他们打开了一条相对正式的参与渠道。
然而,进入独立研究阶段后,研究者需要承担课题申请、团队管理、教学、行政事务和学术服务等多重责任。对于女性研究者而言,职业晋升中的机会不均、照护责任分配以及学术网络资源差异,都可能进一步影响其参与学术服务和建立专业影响力的机会。
此外,资深审稿人的遴选往往依赖既有学术声誉、研究成果、国际合作网络和编辑的人际推荐。这些机制容易使已经具有较高学术影响力的研究者获得更多审稿邀请,而处于职业发展阶段、尚未建立广泛学术网络的女性研究者则可能被忽视。
当然,40%与24%的差异本身并不能证明女性在晋升过程中受到直接歧视,也不能单凭这组数据确定具体原因。但它至少说明,扩大早期职业研究者的参与,并不只是培养年轻科研人员的问题,也可能成为改善性别代表性的重要切入点。
美国审稿人占据主导,全球科研参与为何如此不均?
如果说性别差异反映了学术职业体系内部的参与不平等,那么地域分布则揭示了国际同行评议更加明显的结构性问题。
Nature Portfolio 的分析显示,美国研究者是 ECR 审稿人中占比最高的群体。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 中,美国研究者约占 ECR 审稿人的42%;在 Nature 中,这一比例进一步达到49%。换句话说,在 Nature 的相关审稿人群体中,接近一半的早期职业审稿人来自美国。

更值得关注的是,美国以外的审稿人也主要来自其他高收入国家(High-Income Countries)。这意味着,即使期刊开始扩大早期职业研究者的参与,审稿人来源仍然没有真正实现全球化。
这种地域失衡并非偶然,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一,科研资源和学术产出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 美国及其他高收入国家拥有较为完善的科研基础设施、充足的研究经费、成熟的博士后培养体系和广泛的国际合作网络。这些条件使当地研究者更容易积累国际期刊认可的研究成果,也更容易进入编辑部的审稿人数据库。
第二,审稿人遴选机制存在网络效应。 编辑通常倾向于邀请熟悉研究领域、发表过相关论文或由可信赖的同行推荐的研究者。这种做法有助于提高审稿效率,却可能形成相对封闭的学术网络。如果编辑长期依赖欧美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推荐审稿人,那么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及其他科研资源相对不足地区的研究者,就更难获得进入审稿体系的机会。
第三,语言和时间成本也会影响参与。 国际期刊普遍以英语作为工作语言,审稿不仅要求准确理解研究内容,还需要用英语撰写具有逻辑性和专业性的评价意见。对于非英语母语研究者而言,这可能意味着额外的时间投入。此外,部分科研机构对同行评议的认可和奖励不足,研究者还需要在科研产出、教学和项目申请之间分配有限的时间。
第四,编辑对专业能力的判断可能受到既有学术声誉影响。 来自知名机构的研究者往往更容易被编辑发现,而一些在区域性研究、地方疾病、农业生态或特定人群健康领域具有深厚经验的学者,却可能因为国际发表记录较少而被忽略。
需要强调的是,Nature 的这项分析并没有直接证明上述因素分别造成了多大程度的地域差距。但它们提供了理解这一现象的合理结构性解释。
审稿人缺乏多样性,可能影响科学本身
同行评议的多样性并不只是代表性问题,更关系到科学评价是否足够全面。
科学研究并不是在完全相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中开展的。不同地区的研究者可能拥有不同的研究对象、实验条件、数据资源和问题意识。如果审稿人主要来自少数科研资源丰富的国家,他们的研究经验和评价标准就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成为默认参照。
例如,在公共卫生研究中,来自高收入国家的审稿人可能更熟悉当地医疗体系、大型队列研究和高标准实验室条件,但未必充分了解低收入国家的疾病负担、医疗资源限制以及当地研究者面临的实际困难。
如果审稿意见过度强调某些在资源有限环境下难以实现的实验条件,却没有充分考虑研究问题本身的科学价值,就可能使部分具有重要区域意义的研究处于不利地位。
在农业、生态学和环境科学领域,这种问题同样值得关注。不同地区的生态环境、气候条件和农业生产模式差异显著。熟悉当地环境的研究者往往能够识别一些外部研究者不容易发现的研究局限,也可能提出更符合实际情况的解释。
性别多样性也具有类似意义。不同研究经历和社会经验可能影响研究者关注的问题、识别偏差的方式以及对研究结果适用范围的判断。
当然,不能简单地认为女性审稿人必然更公平,或者来自某个地区的审稿人一定更了解某类研究。多样性本身并不自动等于更高质量的评审。真正重要的是,让不同背景的专业研究者有机会参与评价,通过多角度审视降低单一经验和认知框架带来的盲点。
Nature Portfolio 此前发布的性别差距报告也提供了一个值得参考的发现:女性通讯作者的论文在由不同性别审稿人组成的评审组合中,获得了更高的接收率。不过,这一关联并不能直接证明混合性别评审组合导致接收率提高,却说明审稿人组成与评价结果之间值得进一步研究。
Co-review计划有效吗?性别改善明显,地域问题仍待解决
Nature Portfolio 推出的 ECR Co-Review Programme,为改善同行评议多样性提供了一种具有实践价值的方案。
其基本模式是:期刊邀请具有审稿经验的资深研究者,在接受审稿邀请后,可以邀请一名早期职业研究者共同参与审稿。双方共同完成评审报告,但资深审稿人仍然对最终提交的报告负责。期刊同时为参与者提供培训,并为完成共同审稿的 ECR 创造未来独立审稿的机会。
从目前公布的数据看,这项计划取得了积极进展。
Nature 和 Nature Communications 的分析显示,ECR 分别占 Nature 审稿人总数的17%和 Nature Communications 的11%。两本期刊中,超过四分之一的稿件至少有一名博士生或博士后参与审稿。
在约2,500名资深研究者和2,400名 ECR 参与者的调查中,88%的资深研究者表示,如果可以与 ECR 共同审稿,他们更愿意接受审稿邀请。项目报告进一步显示,97%的资深研究者和99%的 ECR 将该计划评价为“优秀”或“良好”。
效率方面,研究没有发现共同审稿会延长审稿周期的证据,涉及 ECR 的审稿与资深研究者独立完成的审稿,在处理时间方面总体相近。
这些结果说明,共同审稿不仅可以为年轻研究者提供学习机会,也有助于降低资深研究者参与指导的门槛。更重要的是,它为那些原本难以通过传统学术网络获得审稿邀请的研究者,提供了进入同行评议体系的路径。
但这项计划的成效需要客观看待。
在性别方面,40%的 ECR 审稿人为女性,而资深研究者中女性仅占24%,说明共同审稿确实扩大了女性参与的机会。不过,ECR 本身并不等于性别多样性计划,女性比例提高也不代表资深审稿人群体中的性别结构已经改变。
在地域方面,问题更加突出。美国研究者仍占 ECR 审稿人的42%至49%,其余审稿人也主要来自高收入国家。换言之,计划虽然扩大了参与者的职业阶段范围,却尚未充分改变参与者的地理来源。
此外,共同审稿还存在一个值得警惕的潜在问题:年轻研究者是否真正获得了独立贡献的认可?
如果博士生或博士后承担了大量文献核查、数据审查和意见撰写工作,但最终只有资深研究者的名字被记录,那么共同审稿就可能再次演变为隐形劳动。有效的多样性政策不仅需要提供参与机会,还必须确保参与者获得适当的署名、记录和职业发展认可。
因此,Co-review 是一个值得推广的起点,但不能被视为解决同行评议不平等问题的完整答案。
中国科研人员:从论文作者走向国际学术评价参与者
对于中国科研人员而言,这些数据既反映了国际同行评议体系的参与壁垒,也提供了值得把握的机会。
Nature Portfolio 报告显示,中国是 Nature Communications ECR 审稿人来源中仅次于美国的国家。这说明中国早期职业研究者已经开始进入国际同行评议网络,并不只是国际学术出版体系中的论文贡献者。
但从整体情况看,中国科研人员的参与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尤其是来自非顶尖高校、区域性研究机构以及科研资源相对有限地区的青年学者,可能缺乏稳定的国际学术合作网络,也较少获得国际期刊编辑的主动邀请。
对中国研究者而言,参与同行评议不应仅仅被视为一项额外的学术服务,而应当成为科研职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博士生和博士后可以主动向导师表达参与共同审稿的意愿,在导师收到审稿邀请时,询问是否可以在期刊政策允许的情况下参与。已经具有一定发表经验的青年研究者,也可以关注 Springer Nature Reviewer Community 等审稿人发展渠道,了解期刊的审稿人招募和培训机会。
对于具有国际发表经验的青年PI和独立研究者,则可以主动向所在研究领域的期刊编辑介绍自己的研究专长,在积累审稿经验的同时,逐步建立独立的学术评价能力。
需要强调的是,参与国际同行评议并不意味着必须追求高影响因子期刊的审稿邀请。专业匹配、认真负责和持续积累,远比单纯增加审稿数量更加重要。
让同行评议真正代表全球科研共同体
Nature Portfolio 的数据揭示了一个重要事实:扩大早期职业研究者的参与,可以改善同行评议的性别代表性,但如果审稿人来源仍然集中于少数国家和高收入地区,学术评价体系的多样性就仍然是不完整的。
要改变这一现状,需要期刊、科研资助机构和研究者共同努力。
对于学术期刊和出版商而言, 应当建立更加透明和多元化的审稿人遴选机制。除了关注研究者的发表记录和学术声誉,还应主动发掘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职业阶段和不同科研机构的专业人才。同时,应定期公布审稿人性别、职业阶段和地域分布数据,评估共同审稿计划的实际效果。对于 ECR 的贡献,应建立明确的记录和认可机制,避免年轻研究者的劳动被资深研究者的身份所掩盖。
对于科研基金机构和高校而言, 应当将同行评议纳入科研人员的职业发展评价体系。特别是对于博士生、博士后和青年教师,参与国际期刊审稿、基金评审和学术组织工作,都可以成为学术服务能力的体现。适当提供培训、时间支持和职业认可,有助于减少科研人员参与同行评议的现实成本。
对于研究者自身而言, 则应当主动突破传统学术网络的限制。资深研究者可以在期刊政策允许的前提下,邀请团队中的青年成员参与共同审稿,并明确记录其实际贡献;青年研究者应主动积累审稿经验,培养批判性阅读、研究设计评价和学术沟通能力。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者,也应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逐步建立自己的专业影响力。
同行评议的价值,不仅在于判断一篇论文是否值得发表,也在于通过不同专业背景和研究经验的交流,不断完善科学知识。
真正公平的同行评议,不应只让更多人有机会成为审稿人,更应让不同背景的研究者拥有平等表达专业判断、获得职业认可和参与塑造科学发展方向的机会。 只有当科学评价体系能够更加充分地反映全球科研共同体的多样性,同行评议才能真正成为促进科学进步,而不是延续学术资源不平等的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