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一个问题——科研人拼到最后拼什么？ 你以为我要说“拼聪明？拼关系？拼门庭？”
都不是。
我想告诉你，大多数科研人拼到最后，拼的是身体，拼的是健康，拼的是家庭和睦。
你的学历，你的门庭，你的导师和同门等等都只是你踏入真正科研圈子的门槛，但面对一场几十年的科研生涯长跑，光是有入场券还远远不够。
但当真正的长跑开始，你会发现，能留在这个赛道上的，没有谁是真正的庸才。
走到最后，决定分野的，往往是最初最不被人在意的、最“基础”的东西。
所以做科研，最忌讳的就是把自己的身体当儿戏，把健康当浮云，把家庭当做无关紧要的附庸，用拼命三郎的架势去做科研。
在科研评价体系中，健康从未被纳入考核指标。项目申请书中没有“研究者可持续发展”这一栏，绩效评估里也没有“工作生活平衡”的加分项。
但在科研人的每个关键阶段，身体和家庭虽然不是决胜因素，但往往是一票否决条件。
科研生涯关键阶段，需要你的身体和家庭鼎力支持
大家常说，青年科研人最关键的是博士毕业后的前三年，能不能拿到青基，部分决定了整个科研生涯是否顺畅。
但往往，这三年也是刚刚进入职场，面临新的环境，新的平台，新的工作内容的三年，既要考虑结婚生子，又要考虑买房买车的三年。
你的小家庭是否和谐美满，你自己身体是否扛得住高强度的工作，都决定了这三年走得顺不顺畅。我见过大多数青年科研人，这一段时间都是挑灯夜战，昼夜不息，熬夜加班是每天的基调，忽视了健康和生活。
而真正的科研竞赛，从40岁左右才开始。
科研人关键的机会窗口，往往出现在人生的中后期。
在这个阶段，你能否拿下国家级人才帽子，能不能拿到一些重量级课题，决定了是否还有更高的发展能冲一冲，还是在一个普通学校做一个普通老师完活。这些都需要你在45岁、55岁甚至更年长时，依然保持敏锐的头脑和充沛的体力，以及没有周末没有休息日的艰难奋斗。
而这里，最残酷、也最少被公开谈论的终极真相是——在这个阶段，决定性的因素可能并非大家平时想到的那些。
当大家凭借智力、心力和韧性，都走到了独立PI或资深学者的位置时，你会发现，能坐在这张桌子上的人，心智和能力都在伯仲之间。
此时，唯一无法靠努力弥补、无法被算计的绝对变量出现了。
那就是你的身体和家庭。
你的职业生涯长度和质量，直接取决于你的生理续航能力，以及你的“后院”会不会起火。
现实是，很多科研人在年轻时透支身体
我知道有的科学家，真的倒在了终点线前。
前几天一个前辈跟我说起他的导师，某985大学副校长，在冲击院士的前一两年，突发癌症，没多久离世。圈内人扼腕叹息，觉得中国学术界少了一个年富力强的院士。
我太知道了，我从读书到后来工作，熬夜是常态。
我身边很多同行，都习惯性工作到半夜十一二点，然后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倒头就睡。
一年到头除了生病，天天到实验室加班，从不休息。
我读书的时候还不太明白，毕竟那会白天的精力总是更充沛，晚上就想要回宿舍打打游戏看看剧，那会的熬夜，应该说是自己贪玩。
可工作之后，当我的白天是各种会议，各种教育，备课上课，以及行政上的种种琐事，我发现几乎难以静下心来搞科研。
于是，只好半夜回到实验室，打开电脑看看文献，写写代码，跑一跑数据，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填补我内心因为没有科研产出而带来的巨大焦虑。
在实验室深夜的灯光下，我找回的不仅是研究进度，更是一种虚幻的“自主权”。
在当前国内的科研圈，科研人往往身兼数个角色，既是老师，又是国家工作人员（在编的话），还是家里的顶梁柱，压力不可谓不大。
所以，科研人的时间似乎永远不够用。
夜晚才成为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
这种模式催生了科研圈特有的“报复性熬夜”现象。
许多人试图用碎片化的保健行为来抵消系统性损耗：一边熬夜写本子，一边泡枸杞；一周久坐不动，周末在健身房把自己练伤。
但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健康管理模式几乎无效。
真正的健康不是突击式的补救，而是日常生活中的持续投资。
这些年里，我听过或者看过一些很有才华的研究者在职业生涯中途选择离开，不是因为缺乏热情或能力，而是无法承受持续的身心消耗，无法忍受家里对他缺位的埋怨。
于是他们有的选择了一所不怎么样的学校当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师，有的选择自己创业或者打工，总之，脱离了高强度的科研圈子。
这其实是一种无奈的人生选择，但也是没有坚强后盾的科研人看起来必然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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