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收到审稿邀请，年轻学者大概都经历过类似的几秒钟。
邮箱弹出一封来自期刊编辑部的邮件。标题很客气，开头是感谢，接着介绍一篇与你研究方向相关的稿件，希望你能在两三周内完成评审。邮件通常不会很长，但你知道，点开附件之后，真正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这已经是本月第几份了？
你可能记不清。白天有课要上，有学生的实验需要讨论，有自己的论文要修改，还有一份申请书卡在截止日期前。晚上回到家，原本打算处理自己的数据，却发现那篇稿子还躺在下载文件夹里。你知道审稿不应该敷衍：方法有没有漏洞，统计分析是否合理，结论有没有超出数据支持的范围，参考文献是否遗漏了关键研究，这些都需要认真检查。
于是，你开始犹豫。
拒绝吧，担心显得不够积极。毕竟，自己投稿时也希望有人认真审阅；而且，编辑可能记得谁愿意帮忙，谁总是拒绝。接受吧，又意味着接下来几个晚上要被切走。你甚至会想，自己上次收到审稿意见时，对方可能只花了半个小时，而你这次恐怕要花上五六个小时。
最后，你点击了 Accept Invitation。
没有报酬，也未必会有一封正式的感谢信。审稿结束后，系统显示任务已完成，邮箱重新安静下来。过一阵子，另一位编辑又发来邀请。
这不是某个年轻学者不够热爱科研的表现。恰恰相反，很多人愿意审稿，正是因为他们相信同行评审有价值，也知道自己的研究成果同样需要这道关口。
真正令人困惑的是：为什么学术出版最关键的质量把关环节，长期依赖大量没有正式报酬、也很少获得制度性认可的研究者？
学术出版是一门成熟的生意。期刊需要编辑团队、投稿系统、出版平台和营销渠道，部分出版社还拥有可观的利润。但支撑同行评审日常运转的相当一部分专业劳动，却由大学、研究所里的研究人员免费提供。
这套安排并非完全没有道理。问题在于，它建立在一套越来越难以维持的交换关系上：研究者贡献时间和专业判断，期刊获得质量控制，学术共同体整体受益，而付出劳动的人往往只能得到一些难以兑换成现实资源的回报。
时间久了，善意就成了制度默认的免费资源。
无偿审稿不是没有价值，而是价值没有进入分配体系
同行评审的无偿传统，不能简单理解为出版社不愿意付钱。
现代学术共同体本来就存在一种特殊的互惠关系。你今天审阅别人的论文，明天别人审阅你的论文；你帮助编辑识别一项研究的方法缺陷，也可能避免错误的结论进入后续研究。这种互惠并不要求每次交换都立即结算。它有点像学术共同体内部的公共服务，大家共同承担成本，再共同享受研究质量改善的收益。
问题出在，互惠需要一定的平衡。
过去，研究者的工作安排、论文发表节奏和学术出版规模，与今天并不完全相同。现在，投稿数量持续给编辑部带来压力，研究者又要面对论文、基金、教学、人才项目和行政事务。审稿并没有因为工作负担增加而自动获得更多时间。
一项发表于2025年的同行评审研究综述指出，编辑寻找合适审稿人正变得更加困难。该文引用的数据显示，Publons统计的平均审稿邀请数，从2013年每获得一位审稿人需要发出约1.9份邀请，上升到2018年的2.4份。这个数字并不能单独证明无偿劳动是审稿人短缺的唯一原因，却说明编辑部越来越难以依靠传统的邀请方式找到愿意承担任务的人。
另一项2024年发表的研究调查了审稿人、编委和出版管理人员。结果显示，超过75%的受访者表示，在过去两年中，期刊很少或从未为其审稿工作提供奖励；与此同时，受访编委中也有相当高比例支持为审稿人提供激励。
这就出现了一种很微妙的局面：大家普遍承认审稿重要，也不一定反对给予回报，但实际运行中，奖励依然稀少。
为什么？
因为同行评审的价值分散在整个出版系统里。审稿人发现了统计错误，作者可以据此改进论文，编辑可以作出更可靠的决定，读者最终获得更可信的研究成果。可这些收益并不会自然地变成审稿人的收入、职称分数或研究经费。
更现实的是，学术出版的成本与收益并非由同一群人承担。高校支付研究人员的工资，科研经费支持他们开展研究，而研究人员又用这些已经由机构支付的工作时间，为期刊提供额外的专业判断。出版社则可以在不直接支付审稿费的情况下组织评审流程。
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出版社都在剥削学者。大学出版社、学会期刊和商业出版商的财务结构差异很大，期刊的编辑管理、技术维护和出版服务也确实需要投入成本。但当出版机构能够从论文发表中获得收入，审稿人却长期被默认应当免费提供专业服务时，关于劳动价值如何分配的问题，就很难再仅仅用“学术传统”解释过去。
无偿本身不是唯一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一项不可或缺的劳动，被长期当作不需要专门安排资源的劳动。
审稿很重要，却不一定算工作
对青年教师和博士后来说，审稿的困境并不只在于没有钱，而在于它在职业评价中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
招聘和晋升时，论文、引用、基金、教学成绩以及学术服务，通常有相对明确的填报方式。论文有发表记录，基金有项目编号，教学有课时和评价。即便这些指标存在争议，至少能够被统计。
审稿呢？
你可以说自己一年审了20篇稿件，但这20篇稿件的难度相同吗？其中有没有需要重新核算统计模型、核查原始数据或追踪大量文献的工作？你是花了40分钟完成一份意见，还是断断续续投入了十几个小时？你指出的问题究竟帮助作者修正了一处表达，还是避免了一项存在根本缺陷的结论被发表？
这些劳动很难用一个数字说明白。
更麻烦的是，审稿质量通常具有较强的隐蔽性。一份意见写得很长，不代表判断准确；一份意见只有几页，也可能精准地指出研究设计的致命缺陷。拒稿率不是质量指标，审稿速度也不是。若以作者是否接受修改意见来衡量，又可能鼓励审稿人提出不必要的要求，或者把个人偏好当成学术标准。
2018年发表于 F1000Research 的一篇讨论同行评审改革的文章，就将评审质量难以评估列为审稿工作难以纳入晋升和终身教职评价的重要障碍。
所以，高校不把审稿数量直接折算成晋升分数，并非完全没有理由。真正的问题是，不少机构连一个相对合理的认定渠道都没有建立。
研究者于是陷入一种熟悉的困境：制度鼓励你积极参加学术共同体活动，但当你真的花时间参加时，这项活动又未必能在关键时刻帮助你。
年轻教师尤其如此。
资深教授可能已经建立了学术声望，担任期刊编委或学会职务，审稿本身能够巩固其专业地位。博士后和刚入职的教师却还在争取第一批独立成果。他们需要把有限的时间投入自己的论文、基金申请和实验室建设。审稿虽然有助于学习同行研究、理解编辑标准，却未必能转化为眼下最需要的职业资本。
于是，审稿在道德上像一项义务，在制度上却像一项可有可无的附加任务。
而当这两种逻辑发生冲突时，通常是个人牺牲自己的时间来填补缺口。
好审稿人为什么总是更忙？
编辑部的工作方式，也在无意间加剧这种不平衡。
一位研究者如果经常接受邀请、按时提交意见，而且评审质量可靠，编辑自然更愿意继续邀请他。这是合理的：编辑需要可信赖的人，而重新寻找、联系和筛选审稿人同样需要时间。
但从审稿人的角度看，这形成了一种奇怪的惩罚机制。
你越认真，越容易被邀请；你越可靠，越容易进入编辑的常用名单；你越愿意承担责任，越可能在下一轮邀请中再次出现。
反过来，拒绝邀请的人不会因为节省了时间而受到惩罚，只是失去了某些潜在的学术联系。接受邀请的人则必须真正付出时间，承担判断错误的风险，还要在规定期限内完成任务。
当然，这不意味着拒绝审稿的人都不负责任。研究方向不匹配、时间不足、存在利益冲突，都是合理的拒绝理由。但从整个系统看，最容易被反复调用的，往往是那群已经证明自己可靠的人。
2026年发表在 Research Integrity and Peer Review 的一项定性研究也记录了审稿人对重复邀请和工作过载的担忧。受访者提到，审稿期限有时不允许充分阅读和反思，而缺乏认可、晋升收益有限等因素进一步加重了负担。
这让我想到很多实验室里熟悉的场景：一个人因为做事认真，逐渐成为组里所有复杂问题的默认负责人。别人不知道该找谁时，就找他；遇到棘手任务时，也找他。时间久了，他的可靠性不再是一种值得特别感谢的贡献，而成了别人安排工作的前提。
学术审稿也有类似的倾向。
编辑当然不可能完全平均地分配稿件，专业匹配度和评审质量必须优先考虑。但如果一个系统总是向最可靠的人索取更多，却没有办法限制其工作量、提供反馈或给予相应回报，那么它实际上是在消耗自己最需要保护的资源。
审稿人的疲惫最终还会反过来影响学术质量。有人开始缩短阅读时间，有人只检查容易发现的问题，有人面对不熟悉的方法时不再深入追问。不能把每一份粗糙的审稿意见都归因于无偿劳动，但一个长期要求人们投入高质量劳动、却不为这种劳动安排足够时间的制度，很难指望它始终得到高质量的结果。
付费审稿：钱能解决问题，但不会自动带来好评审
关于审稿人是否应该获得报酬，学术出版界讨论了很多年。近年，这个问题又有了新的现实背景：一些期刊越来越难找到合适的审稿人，审稿周期也受到影响。
2026年9月，《自然》（Nature）报道了一种正在出现的审稿市场：第三方公司开始招募研究人员，以自由职业的形式承接审稿任务。报道所引用的一项尚未经过同行评审的预印本研究，识别出约1000条相关招聘广告，并采访了5位参与这类工作的研究者。受访者称，每份审稿的报酬通常约为30—40欧元，完成期限可能只有两三天，有时甚至只有24小时。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材料并不能证明有多少期刊使用了此类服务，也不能据此推断整个学术出版行业已经普遍转向付费审稿。
这个现象值得关注。它至少说明，审稿并非天然无法定价的工作。当时间紧迫、专业能力稀缺时，市场上确实可能出现为这种劳动付费的安排。
但我不认为，只要出版社开始支付审稿费，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首先是钱从哪里来。
如果期刊决定为每份稿件支付审稿费，成本最终由谁承担？学会、出版社、科研资助机构，还是作者？对于拥有充足收入的商业出版机构，支付合理的审稿报酬或许值得认真考虑。但许多学会期刊和资源有限的期刊，并没有同样的财务空间。如果把成本直接转嫁给作者，尤其是通过提高文章处理费（article processing charge，APC）来实现，那么这项改革可能又会让经费有限的研究者承担新的负担。
其次是付多少钱。
一份审稿可能只需要两三个小时，也可能需要数天。研究领域、稿件长度、方法复杂度和评审责任都不同。统一支付少量费用，可能只是象征性补偿；如果按工作时间付费，又会带来核实工时和控制成本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付费不等于质量。
当审稿人的收入与完成数量直接挂钩时，系统可能鼓励快速交付，而不是深入判断。如果报酬与编辑是否满意、作者是否接受意见挂钩，又可能让审稿人迎合编辑偏好，甚至产生新的利益冲突。
付费审稿可以成为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但需要透明的收费来源、合理的任务量、明确的质量标准和利益冲突管理。否则，我们可能只是把原先依赖学术善意的工作，变成另一种按件计酬、追求速度的工作。
审稿积分、公开感谢：被看见之后呢？
比直接付费更容易推广的，是给审稿劳动建立记录。
Web of Science Reviewer Recognition Service（原 Publons）允许研究者在符合条件的期刊完成审稿后，建立经过验证的审稿记录。审稿内容默认不公开，研究者可以展示期刊名称和审稿数量，同时保留匿名评审的安排。这至少解决了一个实际问题：研究者不必为了证明自己做过审稿，就公开本应保密的稿件和评审意见。
但这里有一个经常被忽略的区别：记录一项劳动，不等于承认这项劳动具有相应的价值。
如果高校的晋升表格没有审稿这一栏，或者只允许填写论文、基金和学术任职，那么你在个人主页上积累了多少审稿记录，最终可能仍然只是个人主页上的一行文字。
积分也有类似问题。
一些出版平台尝试提供积分、折扣、会员权益或其他奖励。它们的好处是容易实施，不需要期刊重新建立复杂的薪酬体系。但积分往往只能兑换特定服务，而且不一定适合每一位审稿人。
一位正在申请基金的青年教师，可能更希望得到一份能够被所在机构正式认可的学术服务证明，而不是下一篇论文的出版折扣。一位经费充足的教授，可能不缺数据库使用权限，却很在意自己的劳动是否得到尊重。对于不同职业阶段的人，同一种奖励很难产生相同效果。
公开感谢则更微妙。
不少期刊会在年度末公布审稿人名单，或者向审稿人颁发证书。这些做法并非毫无意义。至少，它们让审稿人知道自己的工作没有完全消失在系统里，也能为个人学术履历提供一些佐证。
然而，名单只能证明一个人参与过审稿，并不能说明其评审是否认真。更何况，在匿名评审中，公开审稿人姓名还必须考虑隐私、保密义务和潜在利益冲突。即使采用自愿公开的方式，也不应该让审稿人因为担心职业关系而被迫暴露自己的评审记录。
因此，认可不应只停留在感谢信和年度名单上。它需要进一步进入组织的日常运转，例如向审稿人提供有价值的反馈、在编委工作中合理分配任务，以及让审稿服务成为正式学术评价中可申报、可核验的一项贡献。
把审稿纳入晋升材料，为什么仍然困难？
在我看来，这可能是几种改革中最值得认真推进、同时也最难落地的一种。
如果大学能够在晋升、聘任和年度考核中正式承认同行评审，那么研究者就不必完全依靠个人道德感来承担这项工作。审稿可以成为明确的学术服务职责，研究者也有理由要求机构为这项职责预留时间。
但高校很快会遇到一个难题：怎么评价？
假设两位教师一年都完成了20份审稿。一位主要评审常规稿件，另一位评审了多篇方法复杂、涉及重要临床结论的论文。只按照数量计分，未必公平；如果根据期刊影响因子加权，又会把审稿劳动绑在期刊声望上，进一步强化现有的学术等级；如果由编辑给出质量评分，则需要建立相对一致的标准，还要防止评价受到个人关系影响。
因此，审稿不能简单变成另一项需要不断刷数量的指标。
比较可行的办法，是将其作为学术服务的一部分，而非与论文、基金直接竞争的硬性产出。高校可以认可经过核验的审稿记录，允许教师在年度考核和晋升材料中申报，并根据职业阶段和岗位职责设置合理权重。对于承担大量评审任务的研究人员，还可以考虑将其纳入工作量安排，而不是要求他们在原有职责之外无限追加。
评审质量的判断则应保持谨慎。编辑对报告的具体反馈、审稿人是否按时完成任务、是否遵守保密和利益冲突规范，可以作为参考；但不宜用单一指标给审稿人排名，更不应该把拒稿率或意见长度当成质量的替代品。
这套办法不会彻底解决问题。不同学科的审稿负担差异很大，不同高校的资源和考核制度也不一样。可是，它至少改变了一个前提：审稿不再被视为研究者天然应该免费提供、且无需在工作安排中体现的额外劳动。
我不反对学术奉献，只是不想把奉献变成制度的借口
说到这里，我仍然觉得，学术共同体不能完全用市场逻辑来组织。
如果每一次专业交流都必须先谈报酬，如果审稿人只愿意评审能够带来直接收益的论文，那么一些资源有限的期刊、小型学术社群和新兴研究领域，可能更难获得高质量评审。学术互助本身仍然值得珍惜。
我也认识一些资深学者，他们审稿并不是为了获得奖励。他们愿意花时间帮助年轻作者完善研究，也希望阻止不可靠的结论进入文献。这种工作所包含的责任感，并不能被一张付款凭证完全替代。
但我们不应该因为有人愿意奉献，就认定所有人都应该奉献；更不应该因为一项工作长期没有报酬，就推断它不需要成本。
学术共同体的互惠关系，必须允许人们在忙不过来的时候拒绝邀请，允许青年研究者优先完成自己的研究，也允许审稿人追问：这项工作是否值得投入这么多时间？如果我们希望同行评审继续保持严谨，就应该把审稿人的时间和专业判断当作需要认真管理的资源，而不是永远取之不尽的储备。
改革也不必一开始就追求某种完美的全球付费体系。期刊可以公布审稿工作量和奖励政策，避免少数人承担过多任务；出版社可以试行有明确质量要求的报酬机制；高校可以在学术服务评价中正式承认审稿记录；编辑部则可以给审稿人更具体的反馈，让他们知道自己的意见究竟帮助编辑解决了什么问题。
这些措施都不宏大，却比反复感谢审稿人的奉献精神更接近实际问题。
毕竟，同行评审的危机不只是编辑找不到人，更是整个体系习惯了把一项重要劳动交给那些最不容易拒绝的人。
我仍然愿意相信，大多数研究者愿意为学术共同体做一些没有即时回报的事情。只是，这种意愿应该是一种可以选择的贡献，而不是一张没有期限、没有额度、也没有退出机制的欠条。
前几天晚上，我又看到一封审稿邀请。电脑右下角显示已经快十一点，厨房里还放着没洗的杯子，明天早上有组会，自己的一篇论文也拖了几天没改完。
我把邮件打开，看了一遍摘要，又看了看编辑给出的截止日期。
光标停在两个选项之间：Accept，Decline。
我没有立刻点击。先起身去厨房，把杯子洗了。回来时，屏幕还亮着，那封邮件安静地躺在那里。
我想，学术共同体大概就是由无数这样的夜晚维持着的。但如果它真的值得我们继续维护，就不该永远要求同一群人，在自己的生活已经排满之后，再挤出一点时间来证明自己有责任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