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线的健康、科学与环境记者说“我想我能看出来哪本是掠夺性期刊”，这到底是自信，还是盲区？2025 年 9 月 2 日发表于 Journalism Practice上的研究探讨这个问题。研究团队通过与 23 位来自北美和欧洲的记者深度访谈，系统分析他们对“掠夺性期刊”的认知、判断方式，以及这些做法如何影响新闻报道中的研究多样性。研究采用半结构化访谈与反思性主题分析，直到资料达到饱和为止，呈现出一个关于科学新闻采写中鲜为人知的风险与困境。
“理论上有威胁，实践中不担心”
研究呈现了一个颇为矛盾的现实：多数记者在理论上承认掠夺性期刊的存在，并知道它们可能危害学术与新闻的可信度，但在具体实践中却普遍觉得自己不会受影响。他们往往把掠夺性期刊当作“他人的问题”，甚至有些受访者坦言对这一概念并不熟悉，或需要研究团队先进行解释。这种自信一方面来自记者长期的报道经验，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一种潜在的盲点——即他们很少真正系统性地去甄别期刊。
在如何判断可信度的问题上，记者们依赖的是一系列启发式线索。他们更倾向于相信那些知名的、历史悠久的“品牌期刊”，如 Nature 或 Science；对经常遇到或听同业报道过的期刊也会更有信任感。熟悉度和声誉几乎成了最重要的筛选标准。与此同时，写作的专业度——例如文章是否语法流畅、是否存在明显的拼写错误——也被当作识别“红旗”的工具。部分记者会关注期刊的同行评审流程或接受率，但在时间与资源有限的报道环境下，这些做法通常也只是一种初步判断。此外，开放获取期刊的地位在受访者眼中充满矛盾：有人认为 OA 是获取研究的重要渠道，尤其是在缺乏订阅资源时；但也有人担心 OA 空间里“鱼龙混杂”，甚至把它与掠夺性出版划上等号。
这些依赖直觉和声誉的策略固然能够在紧张的工作节奏中快速筛选信息，但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后果。研究指出，这种倾向使记者更集中于报道来自大型、老牌、往往位于全球北方的期刊研究，而对小型、新兴、地区性或全球南方的期刊持谨慎甚至回避态度。结果是，公众在新闻中接触到的研究面貌更加单一，声音的多样性受到限制。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记者会下意识地把语言质量差等同于学术质量差，这不仅可能排斥英语非母语学者的研究成果，也进一步固化了现有的知识不平衡。
总体来看，记者们对掠夺性期刊的态度是“理论上有威胁，实践中不担心”，而他们用来规避风险的策略则大多依赖经验与直觉。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报道质量，但也无意间强化了新闻报道中对老牌期刊的依赖，加剧了科学传播的局限性。
为什么能信？有哪些限制？
研究采用半结构访谈与反思性主题分析，对象为 23 名记者（来自加拿大、美国、英国、丹麦、墨西哥、瑞士等，样本以美国记者居多，且多数为经验丰富的自由撰稿人），并通过“样本信息充分性”判断停止招募。优点是能深入呈现记者的实际做法与心态；但局限也很明显：样本地理与职业集中（主要北美/欧洲、有较高教育与经验），不能代表全球或非专业记者群体，且研究未直接量化记者报道是否真的引用了掠夺性期刊（这一点需后续内容分析验证）。研究作者也在文中坦率讨论了这些限制。
对记者与科普作者的实操建议
研究不仅指出问题，也间接提示了改进路径。下面AJE把可操作的建议提炼成一小段清单（便于在繁忙新闻室里快速落地）：
- 优先“审读内容”，而非仅靠“期刊名”：先快速核查方法与数据是否合理，再决定是否报道，避免“名号即真理”。
- 建立简易核验清单：查看期刊是否声明同行评审流程、编辑委员会成员是否真实与可查、是否被主要索引库收录（并非绝对，但可作为参考）。
- 求证作者与第三方专家：遇到陌生期刊或可疑研究，邮件或电话联系论文作者与独立领域专家核实。
- 避免用语法/英语水平作为唯一“红旗”：对英语非母语作者保持谨慎但公正，必要时通过同行或领域专家来判断研究实质。
- 媒体组织应提供 OA 与期刊核验培训与工具：编辑部可集中购买或共享对 OA 期刊的访问与核验资源，或邀请学界/图书馆员做工作坊。
学界与媒体的双向责任
这项研究不仅让我们看到记者在面对掠夺性期刊时的心态与策略，也把问题延伸到了更宏观的层面：学界与开放获取组织该如何协助媒体，让科学报道既保持准确性，又能呈现多样化的声音。
首先，研究表明记者习惯于把“知名期刊”当作安全港湾，却忽视了新兴、地区性和全球南方期刊中的重要研究成果。这种依赖声誉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应对资源紧张、工作节奏加快的无奈之举，但长期而言，它削弱了科学报道的代表性，也让公众只能接触到有限的一部分学术声音。学界若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真正进入公共视野，就需要更主动地帮助媒体建立识别与核验机制。开放获取组织在这方面可以发挥关键作用，例如提供透明、简明的期刊信息说明，标注审稿政策、编辑委员会和版面费结构，让记者即使没有专业数据库的权限，也能快速判断期刊的基本可信度。
与此同时，新闻媒体行业自身也需要反思。记者依赖“容器”而非“内容”来做判断，是一种效率驱动下的策略，但并不能替代对研究本身质量的审视。正如研究作者所强调的，真正的关键在于把焦点放回论文内容而不是刊物名号。要做到这一点，记者需要更多可用的资源与培训。例如，学术图书馆或专业协会可以为自由记者开放简便的咨询渠道，让他们在报道过程中能快速核实陌生期刊或研究的背景。这不仅有助于提升报道的准确性，也能避免因语言、地域或出版模式的差异而排斥某些研究群体。
更深层的启示在于，掠夺性期刊问题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识别”难题，而是反映了科学传播格局中的结构性不平衡。当新闻报道持续把注意力集中在少数顶级期刊时，公众的科学认知将被局限在一种狭窄的视角中。而要打破这种局限，必须由学界、媒体与开放获取组织共同承担责任：学界需要提供透明度，OA 社群需要降低误解风险，媒体则需要培养超越“声誉捷径”的核查习惯。只有这样，科学报道才能在保障可靠性的同时，也为公众呈现一个更加多元、公正的学术世界。
我们的往期文章中，也说过多次识别掠夺性期刊的方法，或许对你有帮助：
